于丽和做律师的儿子于菲

于菲(中)和姐姐与着名影星蝴蝶(右)合影。

 

律师在华人心目中,是理想职业之一。收入优渥,受人尊敬。现在,加拿大的华人律师越来越多,他们是怎样成为律师的?成年移民想做律师怎样规划?培养孩子做律师的父母有什么经验心得?

在温哥华打工者的队伍中,也有中国律师的身影。记者就採访过做保安、做导游的律师。他们虽然认为做其他工作也是瞭解加拿大社会的过程,但对重归本专业仍心存梦想;有些移民因为语言障碍等原因,自己难做律师,却帮助自己的孩子走上了律师之路。本期专题採访了读法学院的移民和培养孩子当律师的父母们,请看他们分享的精彩故事。图文:记者董清霞

移民三年 北大人成进了法学院

在温哥华高林律师事务所,记者见到了正在实习的法学院学生李征。他是移民后报考法学院的,三年的课程已经读完了两年。

李征1995年从北大资讯管理专业毕业,在国内是律师事务所的专利代理人,做与计算机、半导体、通讯相关的专利代理。在中国,做专利代理人需要通过专利局组织的一个考试。来加拿大后,李征希望既有专业代理人的资,又有律师资格,于是他报考了法学院。

移民做律师 有三大途径

他说,中国律师来到加拿大后想继续做律师有三个途径,一是到司法部註册做中国业务的律师,这与个人资歷有关,目前註册成功的中国律师凤毛麟角;二是通过资格认证项目(NCA),这对于中国学歷律师不容易,因为法律系统不同,可以被接受的可能只有几门课;但对于在英国、美国留学读法律的,认证就相对容易些。三是读法学院,按部就班地走上律师之路。

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都需要读完全部要求的课程。但第二种没有学位,第三种有学位。他选了第三条路。

他是2008年移民来加拿大的。来的第一年,边在家为太太孩子煮饭,边准备考试。一年后,进入渥太华大学法学院。

很多中国律师来到加拿大,会觉得考法学院很难。李征说,主要是要通过LSAT考试,考的是逻辑、分析、阅读能力。加拿大每年有四次LSAT考试。是否录取,要看本科成绩、LSAT成绩、个人经歷。

法学院的第一年是最艰难的,李征说:”都快崩溃了。”因为对教学方式摸不到头绪,考试很多。两个小时的考试,题量大,没有时间想。直接考案例处理,比如说,一辆车被偷走了,卖给第三方,车找到了,怎么处理。一个学期上7门课,还有很多作业,光阅读就是几十页。

那段时间,李征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深夜1到2点才睡。

他说,学生们这样形容法学院:”第一年,吓死;第二年,累死;第三年,闷死。”到了第二年,学习就没那么累了,因为能抓住重点了。需要看一些老的案例,比如1700年英国的案例,阅读英文的古文;还要阅读过去的案例,去年有案例怎样判了,今年同样的案例也要一样判。这样才符合公平的原则。

一年吓 二年累 三年闷

第二年的累,不是累在学习上,而是累在找实习工作上。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找工作。李征找实习工作很顺利,一下子被高林这样的大律师行接受了。他说,可能是他的工作经验和中国背景帮了他。但有些同学投了几百份简歷,都没有找到实习的地方。这就比较麻烦了。

法学院毕业生被要求有一年的实习,9个月在律师事务所,3个月做考律师执照的培训。如果第二年找到实习工作,没干砸,第三年的实习就有落了。如果到第三年现找,就太被动了。

李征说,读法学院,如果第一年熬过去了,就比较顺了。第一年大概有20%至30%的同学离开。

谈到学费,他说并不贵,一年1万2到1万3,还有助学金、奖学金。除此之外,还有些名目繁多的奖励,比如他税法考了全班第一,就得到500元的奖励;学费压力相对较小,不像在美国的某些法学院,一年学费5万元。

来加拿大才三年,还是很新的新移民,李征就走在做律师的路上了。对于想在加拿大当律师的朋友们,李征的经验是,走这条路之前还有点犹豫,上了轨道后,路子也就顺了。

赴纽约当律师 碰上”九一一”

于丽的儿子于菲来加拿大时才4岁,整个教育都是在加拿大接受的。当律师是儿子从小就有的愿望,后来追随自己的理想,一步一步走进了读了法学院,做了律师。

去美国大律师行工作

于菲在UBC上的法学院。在读完一年级时,当地一些律师行来学校挑实习生。因为老师来自哈佛,在他的建议下,北美一家着名律师行也破天荒过来选实习生,过去,这家律师行只在美国名校选实习生的。

与这家大律师行的人事人员第一次面试后,不到24小时, 于菲就接到了去纽约面试的通知。律师行为他包来回机票,帮他订好了宾馆。

在纽约的面试用了三个小时,每半个小时换一个律师与他面谈,共有6个律师考察了他各方面的法律知识。晚上几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邀他共进晚餐。于菲告诉妈妈:”这顿饭不是好吃的,实际上是面试的一部分,看我为人处世,考察我的仪态。”

做律师要和客人应对,代表公司形象,选律师时,不仅需要考察工作能力。

回到温哥华,他如约到本地一家大律师行面试。这家律师行于菲较熟悉,因为在他上小学时,该律师行就曾贊助他学习一个法律课程。当时他刚到停车场,就收到美国那家大律师行的电话,告诉他公司录用他了。几分钟后,他还是上楼参加本地律师行的面试。

因为已经找到理想的实习工作了,这次面试就很放松,发挥得非常好。这家律师行决定要他,于菲告诉他们,已经接受了另一家律师行的Offer。面试官有意挽留他,就问他打算去哪儿实习。温哥华这家律师事务所当时请实习生的年薪是3.2万,他们以为于菲接受了多伦多另一家事务所的实习工作,那家的年薪是9万。

当于菲告诉面试官,接受的是美国那家大律师行时,面试官只能祝贺他了。美国那家大律师行在业界地位非常高,实习期间的年薪已经高达12.5万。实习的两个月,按月薪折算给他。

新律师遇到法律问题

实习期间,于菲租了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实习期间,律师行的合伙人带他到西雅图出差,还出国到瑞士公干。他们坐的都是头等舱,住的是最好的宾馆。合伙人告诉他,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一流的,所以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流的。实习圆满结束,毕业后他被该公司录用,让他毕业后回该律师行工作。那是2004年8月。

由于到美国工作,家得搬往美国。这次大搬家就比实习复杂多了,要买傢俱,还要租房子。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但生活费用却要先出。于丽当时还真感觉有点经济压力。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了,于丽还是记得很清楚。在律师行附近的一套房子,租金每月2650元,要先交一个月押金,以及当月房租和最后一个月房租,超过8000元。

当时于菲虽然已经28岁,但这是他第一次真 正离家独立生活。一位经纪带他去看房子,在离公司20几个街段的地方,有一个9层的公寓,二楼有一个空的单位。他没有经验,没问前房客为什么离开,也没有细细考察周围的环境。

住下去之后,才发现问题。一楼是一间杂货店,还卖烤鸡。于菲所住的二楼,蟑螂很多。一烤鸡,味道就上来了,一关灯,大大小小的蟑螂都出来了。夜里12点,楼下传来垃圾车的声音。刚想睡,楼下仓库传送带开动了,于菲所住的房间就像地震一样。

要想毁约很难,但于菲说:”房子一定得退掉,给不诚实的经纪一个教训。”他刚入职,工作非常忙碌,就请了其他律师帮自己打官司。民事法庭的法官说,于菲没有详细瞭解情况就签了合同,也有责任。他从加拿大来,不瞭解当地情况,纽约的旧楼普遍都有蟑螂。宣判结果是,Philip在该住处住3个星期,付1个半月的房租,经纪公司退回一半佣金。

工作第二天发生911

在于菲刚工作的第二天,就发生了911事件,他那时刚从地铁出来,听到爆炸声,远远地看到浓烟。当时以为是飞机失事。当天曼哈顿的交通中断,电话也打不通了。他下班后步行回家,走了40分钟。

911之后,经济低迷,律师事务所也解僱了一批收入较好的中层律师。像于菲这样刚入职的新律师就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工作非常忙碌,往往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他夜晚最早11点钟回家,有时回来也不能休息,洗个澡,喝杯咖啡就又走了。

他工作的那家大律师行,工作压力相当大,人员流动也大。如果在那里连续工作4年,可以拿到4到5万元的奖金。工作几年后,另一家律师行挖他过去了。

刚刚过去几个月,老闆让他陪一家大银行的客户午餐,客户邀请他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待遇非常优厚。但他觉得刚到新公司工作马上就走不太好,直到工作满一年,才跳到那家大银行工作,做北美总部的副总裁,负责法律工作。一年后升为高级副总裁。

设立庞氏骗局的麦道夫事件后,银行业受到很大影响,在公司裁员后他刚离职,一位原银行的跨国公司客户找到他,去一间分公司任职,管法律事务,待遇比上一家公司还好得多。

当律师10年了,于菲一路走高,非常顺利。这得益于他工作的努力,也得益于他在读法学院之前的会计师背景,更得益于他初中时当报童和订户打交道的那段经歷。

当律师是从小的梦想

于菲的姐姐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有一些中国来的律师朋友。这些朋友週末经常来他家吃饭,他们为了练英语,常常与年纪很小的于菲聊天,对于菲影响很大。他在上4年级的时候就说自己长大要当律师。于丽当时认为他是小孩子想法,长大后做什么还很难说。

长大一些,他还是一直对政治、法律感兴趣,有时拉妈妈和姐姐一起看与法律相关的电影。在小学6年级,他报名参加了少年法律班,全市有20个学生参加,UBC法学院讲师讲课。于丽还记得于菲告诉她,课上讲了10个案例,有谋杀、偷窃案等,让大家辩论,于菲在10个案例中,有9个赢了,是同学中赢得最多的。老师还给他写了贺信。此后,他对法律就更感兴趣了。

上中学时,他选修了法律课,一年后,就美加自由贸易问题,全校举办了擂臺式辩论会。输的下臺,赢的留在臺上。他在臺上讲自由贸易头头是道,还用了一些自编的案例。他是臺上的最后一人。老师对他的评价是:”你应该从政。”

他选择了先在会计师行工作三年,拿到CA资格后,再上法学院。CA考试很严格,有50%的淘汰率,而且如果三次不过就不能再考。实习三年后,于菲顺利地考到了CA资格。一天后,他交了辞职信。

在于菲上大学本科时,于丽觉得孩子还不够成熟,应该在本地上学。上法学院是研究生了,她跟于菲商量,要不要去多伦多或美国上更好的学校。她愿意卖房子供他读书。于菲不同意,他决定就在本地读法学院。上法学院三年,学费都是他自己解决的。

先拿到CA资格,再当律师,使他在做律师时多了一个本领,职业之路更宽广。

让孩子融入集体生活

像很多中国移民一样,于丽移民后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曾经同时打三份工养家。但她对孩子的教育很捨得花钱。他们来加拿大时,两个女儿已经大了,不用操很多心。因为她工作忙,两个女儿在国内都是请阿姨带的,两个星期才接回来一次。到加拿大后,别说请保姆了,自己都做过Labour工。带小儿子全靠自己亲力亲为。

在家里经济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于丽捨得花钱,努力让儿子生活像当地孩子一样正常,帮助他融入集体。在她挣600元一个月的时候,就肯花300多元让儿子参加露营活动。当时于菲10岁,那个露营活动,只有于菲一个中国孩子。于丽还让儿子学网球,学滑冰。

比于菲大很多的姐姐已经工作了,她出钱让弟弟上了仪态课。100元一堂课,上10堂课就要1000元。学的这些东西,一点一滴都用上了。比如仪态课,教孩子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怎样举止得体。他在工作后,无论是参加面试还是见客户,都出得了场面。

学费不用妈妈操心

虽然是最小的儿子,于丽也不溺爱他,只是为他提供基本的生活,如果想买名牌,就只能自己挣了。好在于菲从小懂事,小学时就帮人洗车,一次3元;11岁下午放学后就去送报。送报非常负责,从不乱扔报纸。这个工作让他学会了为客户想。

当律师前先当会计师

因为法学院必须在拿到学士学位后才能上,于菲大学本科上的是商学院,细分专业时,他选了会计学。快毕业时,一间大会计师行来学校选实习生,选中了他。他需要在特许会计师学院修完规定课程,通过考试并在会计师行实习三年后,才能拿到CA资格。当时于菲非常犹豫,他已经通过了法学院入学资格考试,可以进法学院了。但他也承认拿到CA资格是一个诱惑。

辞掉IT工 转行当律师

黄女士的儿子Vinson法学院毕业做律师几年了,朋友们总爱问她:”你是怎样把儿子培养成律师的?”黄女士说:”他当律师不关我事,是他自己的决定。”

让儿子报读理工科

Vinson是14岁才随母亲移民加拿大的,像很多新移民的孩子一样,首先要过的是英语关。Vinson在高中时就有当律师的想法了,他喜欢看跟刑侦办案有关的电影,也喜欢在学校的辩论中出风头。申请大学报专业时,黄女士建议他报理工科,因为Vinson数学好。她并不认为儿子适合当律师,起码语言上就输了一截。她说:”不能用我们的短处去比人家的长处。”

Vinson听了妈妈的意见,学了电脑专业,毕业后进了一家IT公司,做游戏软件。在那个公司干了两年多,他觉得工作非常简单,没有挑战性。

这时遇到IT行业低潮,公司大规模裁员,虽然没裁到他,但他看到在公司做了20多年的的同事,把自己的青春才华都耗在这个行业,却一夜之间失业。

他回家就跟妈妈说,IT行业是青春行业,收入虽然不错,但遇到经济不景气,就会大幅度裁员。做软件行业,忙起来是不要命的,不分昼夜。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前途也就是升到经理,据Vinson所知,他公司的经理的年薪也就十几万。

Vinson希望找到一个越老越吃香的行业,他认为当律师的收入上不封顶。做好了可以当合伙人,如果时机成熟,还可以自己开律师行。现在Vinson做律师刚几年,年薪十几万,他上司的收入是他的10倍。

“跟人打交道”能力重要

于是Vinson申请了法学院。3年的时间,读完了法学院,还同时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因为他对法律感兴趣,学习就很拼命。Vinson也承认上法学院比本科时读电脑难。读电脑时他成绩非常优秀。他上法学院后跟黄女士说:”别指望我的成绩拿第一、第二了。”黄女士对他没有特别的要求:”能毕业就可以了。”

法学院的同学有不少是父辈也做这一行的,从小就接触这方面的知识。他则是从头学起。他暑假在律师行实习时,跟客户吃饭,发现别的同学从小就知道什么菜配什么酒,他却需要看书才知道诸如”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之类的知识。

儿子读大学,是黄女士出的钱,读法学院就靠学生贷款了。黄女士说:”到现在,他还背贷款呢。”

Vinson毕业的那年是2008年,因为金融风暴令他有些不顺利。他实习一年的律师行本来准备要他,但因为温哥华的办公室关闭了,他只能另外找工作。三年的学习很辛苦,Vinson刚好趁找工作的时间休息一下。不久就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家大律师行找到了工作,他是那家律师行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移民来的律师。

他跟黄女士谈起找工作的经验说,找到这份工作是跟自己从小打工的经歷有关。上中学时,一位同学的妈妈在餐馆洗碗,希望有一天休息,老闆让她推荐人,Vinson就毛遂自荐了。黄女士本来还不想让他去,他说:”你不是想让我多锻炼吗?”打工的经歷,使他从小就学会了跟人打交道。

Vinson的中国背景也帮了他忙。他的一位高技术行业客户在跟中国船务公司谈生意,有一个技术问题,船务公司的翻译翻不出来,他帮忙翻译了,才使谈判顺利地进行下去。高技术行业的客户想高薪挖他做法律顾问,他婉拒了,因为他还年轻,希望处理不同的案例多学东西,不想那么快就跟某一个公司一起沉浮。

他公司在北京处理业务时,如果在中央商务区租办公室费用很高,他提出採用Virtual Office的建议,使公司节约了大量费用。

第二代移民择业更自由

很多华裔移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当律师,黄女士说,重要的是孩子是否有兴趣,如果他没有兴趣,是无法引导他当律师的。她朋友的女儿,本来想当大厨,朋友不给她钱去学,让她去读法学院。女儿法学院毕业后,当了几年律师,攒够了钱,还是学了厨师,到高级西餐店做大厨去了。

黄女士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个使命,他对什么有兴趣是与生俱来的。父母对孩子一是引导,二是支持,不能强迫孩子做什么。”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把养家煳口、在加拿大扎下根来当成自己的责任,不管是什么工作都会做,只要这份工作可以为家庭提供足够的资源,让家人过像样的生活。我们的第二代就有选择的余地了,他们往往会选择自己感兴趣,适合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