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Tan Le

谭黎是Emotiv Lifescience的共同创始人和总裁,Emotiv Lifescience是一间生物资讯公司,致力于藉由脑电波仪(EEG),确定心理和其他神经系统状态的生物标志研究。

在此之前,谭黎领导一间致力于开发一种可利用脑波控制数位设备和数位媒体的新型遥控器公司。这是人们长久以来的梦想,不需藉由机械装置(滑鼠、键盘、点击工具),而让数位设备直接回应我们的想法。如Emotiv公司的EPOC头戴式装置,使用16个感测器聆听整个大脑的活动情形。软体可「学习」每个使用者大脑的活动模式,例如,想像左转或跳跃时的情形。

谭黎谈我的移民故事—关于跨越叁代女性间的深刻关连

这些深植于一位4岁女孩的生命中惊人的关连力量。30多年前,她与妹妹紧抱成一团,和她的母亲及祖母,在中国海上的一艘小船中飘荡了五天五夜。这位小女孩目前住在旧金山,今天在此讲述她的故事。这是个尚未结束的故事,这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拼图,让我告诉你们一些构成这幅拼图的碎片。

第一快拼图

我的祖父是一位将一生奉献于工作的男人,他是一位诗人,一位剧作家,一位将毕生希望寄託于国家统一和自由的男人。他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西贡,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他一生努力完全白费的事实。文字是他长久以来的朋友,现在却仿佛在嘲笑他。他试图逃避到沉默中,然而被历史击垮。他是我的祖父,我从未亲眼见过他,但我们的记忆比生活更加深刻,我祖母从未让我忘记他一生的教训,我的职责是不能让努力白费,我的教训是学习到当历史试图击垮我们时,我们必须坚持到底。

下一块拼图

一艘船在黎明时分,静静地驶向大海。这是我母亲Mai,她父亲去世时她才18岁,已在父母安排下结婚,生了两个小女孩。对她来说,生活本身已淬炼成一个任务:带着家人逃离越南,以及在澳洲展开新生活。对她来说,这件事非成功不可,因此,历经四年更胜于小说中的冒险后,一艘船驶向大海,伪装成鱼船,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其中的风险,最大的恐惧是海盗、强姦和死亡。和船上大多数成年人一样,我母亲带了一小瓶毒药,如果我们被抓,先是我和妹妹,然后是她和祖母,就会喝下毒药。

我最早的记忆来自那艘船-引擎稳定的转动声,船冲破每一道浪的声音,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我不记得那些多次前来,但被我们船上男人虚张声势吓跑的海盗;或引擎故障,六小时无法启动。但我确实记得马来西亚海岸外钻油塔上的灯光,还有那位崩溃死亡的年轻男子;这段旅程对他来说太难以承受。我吃到的第一个苹果是钻油塔上的人给我的,此前我从未尝过任何跟苹果有相同味道的东西。在难民营待了叁个月后,我们抵达墨尔本。

下一块拼图

关于横跨叁代的四位女性共同塑造一个新生活。我们定居在Footscray,一个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其中人口由各类移民组成,不同于我毫无所知的中产阶级,居住在Footscray郊区的我们没有丝毫权益。商店门口传来来自其他各国的气味,以不连贯的英语交谈的人们彼此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从0开始。

我母亲在农场工作后,再前往汽车装配线,每週工作6天,轮两个班。她想办法挤出时间学习英语,并获得资讯科技学位。我们很穷,所有收入都得善加分配,但依然额外挤出英语和数学学费的预算,无论必须牺牲什么。当然,牺牲的通常是新衣服,我们总是穿二手衣物,两双上学穿的长袜用来互相隐藏另一双的破洞;制服长到脚踝,因为必须穿6年。虽然不是经常,但确实曾遭受过尖刻的嘲讽-「细长眼睛」,还有偶尔出现的涂鸦:「亚洲人,滚回家。」但家在何方?我心中有某种东西开始僵硬,然后我的决心逐渐凝聚,一个声音轻轻地对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母亲、妹妹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母亲每晚都筋疲力尽,但我们彼此分享一天的生活,聆听祖母在屋内走动的声音。我母亲饱受噩梦煎熬,全都是关于船上的种种,我的工作是保持清醒,直到她噩梦来袭,然后将她唤醒。她开了一间电脑店,然后继续进修,成为一位美容师,并开创另一个事业。这些女性带着她们的故事–关于无法度过的人生难关、愤怒而固执的男性,及陷在两个世界间困惑的孩子。

我们寻求补助和资助,建立人生的中心。我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在其中一个世界裡,我是一位典型的亚洲学生,不断地自我要求;在另一个世界裡,我陷于不安稳的生活中,因暴力、药物滥用和孤立而伤痕累累。但这些年来的经历帮助了我,因为这些,我在就读法律系的最后一年,被选为当年的澳洲杰出青年。

我仿佛从一片拼图被弹射到另一片,它们的边缘无法拼凑在一起。

曾经默默无闻的Footscray居民谭黎,现在是难民和社会运动者,谭黎应邀到她从未听过的场所演讲,进入她不曾想像过的家庭。我不懂社交礼仪,不知该如何使用餐具,不知该如何对酒类品头论足,不知该如何谈论任何话题。我想重回一个默默无闻郊区中惯有而舒适的生活,祖母、母亲和两位女儿,如同近20年来一样结束每天的生活,对彼此诉说她们一天的生活,然后入睡,希望我们叁人仍睡在同一张床上。我告诉母亲,我无法适应,她提醒我,我现在的年纪就跟她当年登上船时一样,没有「做不到」这个选项。「勇往直前,」她说,「但不要成为你不适合的人。」

所以我向大众诉说关于青年失业和教育问题,及边缘化人群与权利被剥夺者所受到的忽视。我越是坦率直言,人们越是希望我诉说更多。我遇见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许多人从事他们喜爱的工作,生活在可能性的边界。即使我已完成学位,我意识到自己无法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必定还有另一片拼图尚未完整。我同时意识到,身为局外人还不错;一位新移民,这个场景中的新来者。不仅是还不错,而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或许这是一份来自那艘船的礼物。因为身为局内人很容易意味着这个界线的崩溃,很容易意味着接受这个领域的设定。现在我已踏出我的安适区域够远,足以瞭解,是的,世界确实已分崩离析,但不是以你害怕的方式。

不被允许的可能性受到极大鼓励,其中存在一种能量,一种固执的乐观,一种谦卑和大胆的奇怪组合,所以我遵循我的直觉,我召集了一小群人,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做到」这个标籤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挑战。整整一年,我们一文不名,一天结束时,我会煮一大锅汤,让所有人共享。我们每晚努力工作,我们大多数想法都很疯狂,但也有少数相当杰出,我们勇往直前。在一个旅程之后,我决定搬到美国,再次遵循我的直觉。叁个月后,我迁往美国,继续进行这场冒险。

在演讲结束前,我想谈谈我的祖母。她生长于一个以儒学为社会规范的时代,掌权者是当地中国人,几百年来生活一成不变。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母亲独自将她扶养成人。17岁时,她成为一位中国人的第二任妻子,他母亲殴打她,她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她将他告上法庭,引起一阵轰动,并为自己的案件提起控诉。当她赢得这场官司时,引起更大的轰动。「不可能做到」这句话被证明是错误的。

当我在雪梨一间饭店裡淋浴时,她去世了,在600英哩远的墨尔本。我透过浴帘,看见她站在另一侧,我知道她是来道别的,我母亲几分钟后来电告知此事。几天后,我们前往一间Footscray的佛教寺庙,坐在她的灵柩旁,对她诉说大家的故事,向她保证,我们仍与她同在。午夜时,一位和尚前来告诉我们,他得将灵柩阖上。母亲要我们触摸她的手,她问那位和尚,「为什么她的手如此温暖,身体其余部份却如此冰冷?」「因为你们从早上起一直握着,」他说,「你们捨不得放手。」

如果说我们家有一个力量泉源,它流贯于女性之间,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以及生活所塑造的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也许会进入我们生命的男性,将会使我们遭受挫折,让我们轻易被击败。现在,我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我想到关于那艘船的种种。谁会希望自己有这种经历?然而,我害怕特权,害怕安逸,害怕权益。我是否能给予他们生命中一艘船,勇敢地冲破每一道浪,聆听引擎平稳的声响,眺望广阔的地平线,但无法保证任何事?我不知道。但如果我能给予他们,而依然能看见他们安然度过一切,我会这么做。